产粮大县转型,并不是要放弃粮食生产,而是要实现从大县到强县的跨越。产粮大县能否成功转型为产粮强县,不仅关系到粮食大县的发展是否可持续,而且关系到国家粮食安全是否可持续。
“在800个产粮大县中,国家级贫困县达到105个、贫困人口3600万人。”近日,中国小康建设研究会的一份调研报告将“产粮大县、财政穷县”这一问题推到了公众面前,引发社会强烈关注:作为国家粮食安全中流砥柱的“产粮大县”,何以成了全面小康道路上的“后进生”?
这只是问题的一面。几乎同一时间发布的全国百强县名单,山东齐河等18个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名列其中。尽管二者的评价指标不尽相同,却从一个侧面说明,产粮大县与财政穷县之间不能简单划等号。将105个国家级贫困县作为对产粮大县考察的样本,和拿着18个百强县说产粮大县一样,都容易失之偏颇。
不可否认的是,农业税全面取消后,粮食生产不能再为地方政府贡献税收,不少补助政策还需要地方政府配套,“种粮越多越吃亏”成为地方政府的现实考量。同样需要看到的是,对一个有着近14亿人口的大国来说,粮食生产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产业,产粮大县的综合能力也不能仅以财政收入来衡量。
据统计,全国新增千亿斤粮食生产能力规划中涉及的800个产粮大县,数量不到全国行政县总数的30%,粮食总产却接近全国的70%。从2004年到2012年,产量10亿斤以上的大县增产总量超过2300亿斤,对粮食“十连增”的贡献率超过70%。两个“70%”决定了在国家粮食安全的版图上,产粮大县的地位举足轻重。
鉴于此,中央财政不断加大产粮大县奖补力度。从2005年的55亿元到2013年的319.2亿元,9年间累计拨付奖励资金1589.2亿元,按800个大县计算则平均每个县接近2亿元。同时,安排专项投资用于产粮大县田间工程、农技服务体系、粮食加工项目建设,改变基础设施落后的现状;取消800个产粮大县中771个农业综合开发县的县级财政配套任务。加减之间,转移支付成为产粮大县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
“保住产粮大县的地位丝毫不动摇,成为县委县政府的首要任务。”一位产粮大县县委书记的肺腑之言道出了真相——粮食比较效益低,然而对产粮大县来说,其发展的最大优势是粮食,最大资源也是粮食。
产粮大县多是经济小县、财政穷县,归根到底是粮食生产效率和比较效益偏低的折射。如果将整个社会生产比作一条流水线,粮食生产要得到社会平均收益,离不开社会再分配。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正是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买单。因此,在农业仍然是弱势产业的情况下,要走出“产粮越多,财政越穷”的怪圈,需要中央继续加大对产粮大县的转移支付力度,不仅要让产粮大县在政治上有荣誉,更要让它们在经济上有实惠。有了实惠,产粮大县才有积极性谋发展,有了收入,产粮大县才有能力发展农田水利、农技服务等社会公共事业,实现“藏粮于地”、“藏粮于技”。
近年来,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不可谓不大,可为什么有的产粮大县财政收入仅够运转,有的产粮大县却能跻身全国百强县?这其中的原因固然可以从地域和资源等因素上寻找,但资金使用的效率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山东齐河县整合项目资金建立示范方,做给农民看,湖南宁乡县大力扶持社会化服务组织,帮着农民干,都让有限的财政资金发挥了“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吸引了更多农民和企业进入粮食生产。从一家一户到成方连片,从背着小喷雾器打药到直升机防控病虫,从单纯土地里刨食到一二三产融合,产业强了,农民富了,政府还需要为没钱发展发愁吗?
当前,我国正处于“调结构、转方式”的关键时期,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必然带来社会结构的大洗牌。产粮大县转型,并不是要放弃粮食生产,而是要实现从大县到强县的跨越。产粮大县能否成功转型为产粮强县,不仅关系到粮食大县的发展是否可持续,而且关系到国家粮食安全是否可持续。在此过程中,产粮大县更需要放长眼量,准确定位,主动谋划。定位准了,粮食就能成为一个“爆品”,摘掉财政穷县的帽子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定位不准,以己之短盲目竞争,很可能南辕北辙,失去了发展的根基和本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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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1-10 13:46: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