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农业成本越来越高，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的安全危机日显。
国家农业部门和统计部门都说：我国粮食等主要农产品实现了“十连增”，总产超过了1200亿斤。人均占有主粮达到900斤，创造了历史新高。可与此同时，粮食及相关产品的净进口却以两位数增长，2013年达到140亿斤，也创造了历史新高。国家设定的主要农产品自给率为95%，而实际自给率已经降至90%以下了。
我国粮食产量真的实现了“十连增”吗？如果真是“十连增”，怎么会有如此矛盾的现象？事实会不会恰恰相反，我国的粮食等主要农产品产量正处于一个相对低谷时期呢？
现在是“老人农业”在生产粮食，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1990年来，我国的粮食收储价格只涨了6倍，而其他商品价格都涨了N个6倍。这种情况下当然只有劳动力没有市场价格的留守老人搞粮食生产了。未来谁来种地(粮食)的问题令中央领导人也忧心忡忡。
因为担心没有人搞粮食生产，所以政府推动土地流转，财政拿钱补贴给所谓的农业龙头企业或大户，高价从农民手上流转土地搞“集约化”经营，现在土地流转价格已经达到平均800元/亩年了，折合人民币，俄罗斯才2元/亩年，美国才100元/亩年以下，日本也只在100-150元/亩年之间。中国的农业龙头企业或大户高价租赁老农民的土地后会生产粮食吗？
笔者走遍全国，考察过无数的农业龙头企业的生产基地，数百、数千亩的土地或数十、数百个连片的温室大棚只长草不长庄稼的景象，比比皆是。笔者每年到过的数十、数百村庄，连年粮食减产，而上报的都是连年增产。
我不明白，谁都不相信农业龙头企业或大户获得土地后宁可撂荒也不会生产粮食，为何各级政府却以粮食安全为由推动农地高价向农业龙头企业和大户集中呢？政策脱离实际，使得中央政府对农业的补贴和投入越多，地方政府做这样不可理喻的事情就愈发起劲。这样的激励机制下，粮食连连增产可信吗？
第二，土地制度等改革政策出现偏差，基层组织和政府越来越涣散，农村治理越来越无效；
随着农民占地不交租(“不占白不占”)及“多占多补贴”(农业补贴根据占地面积核定，占地不种粮也享受粮食种子等补贴)等不公平、不合理的政策逐渐走向“长久不变”和法制化，导致村内占地不均、不公的状态合法化、永久化，导致暴力占地的现象有增无减，且诱发宅基地、自留地无节制扩张，以至诱发一些人开始攻击共产党革命的合法性、甚至有人拿出65年前的地契追讨“祖业”。土地制度不仅是农业的根，还是农村经济、农村社会、农村政治的根，乃至农村生态和农村文化的根。公平——平均地权、涨价归公是农村土地制度构建和完善的最根本原则，但这个原则在被歪曲的“改革”话语下已经不复存在。这是农村乱象丛生之源。
较长时期以来，土地改革、农业产业政策和农村经济政策调整等等，不是向巩固农民村社共同体及其自主性的方向演化，而是完全相反。特别是取消农业税的同时，也取消了村社集体(共同体)凭借土地所有权收取土地承包费的权利，导致党支部领导下的村社共同体的民主自治制度，因失去产权制度和经济基础支撑而日趋名存实亡，党的领导在农村日趋弱化，农村黑社会化的趋势日趋明显，而这种趋势还在继续。
改革以来，乡镇政府的职权被不断削弱，对其所辖的各职能部门基本没有指挥权，再加上农民村社共同体逐步解体，乡镇党委和政府几乎无法合法或正常有效地履行治权了。乡镇政府的工作一般只剩下编制数据、防堵农民上访、对付计划生育检查和跑项目“四大件”。且绝大多数乡镇党委政府完成这“四大件”工作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假”，乡镇的经济数据、计生数据、财政收支数据及中央转移支付的项目资金使用数据，不造假的已经极其罕见。
第三，农业产业对外开放失控，危及国家安全。
全球化背景下，美国等国家依仗其农业技术优势和资本实力，以自由贸易为武器，力图挤占他国的农产品市场份额、争夺定价权——追求稳定的市场份额收益和定价权收益，即实施农产品“武器化”战略，对他国经济、政治、社会安全实施“控制”。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必须确保本国农业产业的自主性，以维护本国安全。
我国加入WTO后，不加防范地放开了农业。无论是技术、还是种子，其自主性日趋弱化；无论是劳动密集型农产品的海外市场份额及其定价权，还是土地密集型农产品的国内市场份额及其定价权，其自主性日趋弱化；无论是农产品及相关产品的生产、收储、加工，还是物流及零售商业，外资进入都畅通无阻，不少地方政府甚至将粮食购销体系也拱手让给外资。这样的趋势继续下去，必然会危及国家安全。
第四，农业现代化与农民城市化背离，导致现代化转型的社会风险越来越高。
改革初期，我国的农村户籍人口7亿多。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的高速发展，我国农村户籍人口增加到了9亿多。亚洲“四小龙”之前的所有先发国家和地区，在实施工业化、城市化战略的现代化背景下，当人均GDP达到4500美元的时候，农村人口基本上都已被城市化——只剩下不足15%的农业农村人口。我国的工业化快接近尾声，人均GDP已超过7000美元，农村农民户籍人口不降反增，这在全球所有先发国家(地区)的现代化过程中都没有先例。笔者对此现象的解释是：全球一般性制造业梯度转移到中国后，出现了“中国拐点”——由“少数人为多数人搞制造”逆转为“多数人为少数人搞制造”——制造业过剩了，中国农民工的低工资收入支撑不了农民工城市化的高成本。中国的出口导向工业化——发展一般性制造业，仅仅制造出了2-3亿城市流民，而没能制造出2-3亿城市市民及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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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3-20 23:3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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