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迁1.6万户、史上最大征收案,桃园航空城开发案即日(11月9日)起公告征收范围3151公顷,自公告日起禁止办理移转,进入实质征收开发阶段。然而在11月2日区段征收座谈会上,却惊传出老农喝农药自杀事件。
芦竹里里长蔡清云在会中当面向桃园市长郑文灿报告,里内老农夫徐石定不舍祖传农地遭征收,抑郁难解而仰药自杀,未料郑文灿听闻后并未正面回应随即回到议程,令在场人士感到不寒而栗。
随着公告征收在即,徐石定名下一甲余农地换算下来将近三千坪,若依照土地征收价格,补偿金上亿元令人咋舌。若按照市场收购价格,金额更是高得惊人,不过但老农夫不仅不愿坐视农田被征收,更选择以死明志。
许多被征收户活在区段征收制度性的压迫下,连同徐老农一家,《上下游》记者走访五位被征收户,实地了解他们的痛苦与无奈,绝非市府所谓“个案处理”四个字就能轻松带过。
为何寻死?老农儿:农田是父亲一生的舞台,再多金钱也换不来
时间回到7月31日,80岁的老农徐石定被家人发现倒卧在芦竹里的自家农田工寮。他儿子徐明全说,“那天早上,他依旧到田里工作,中午饭后,照理说应该已经在家睡午觉,却没看到鞋子,透中午哪有人在田里作息?”他心里隐隐不安,去田里找人,发现父亲倒在田里的工寮,身边还有一罐喝剩的巴拉刈。
“农地是父亲一生的舞台,没有这个舞台,好像人生也就失去了意义。”时常跟父亲一起下田的徐明全说,“父亲一生最自豪的就是种田,别人的田拿去搭铁皮盖工厂,他坚决不要,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种田超过六十年的农夫,最得意的时候就是看着田园绿意盎然,种稻种菜给自己人吃不够,还可以分送亲朋好友。”
有人质疑徐石定久病厌世或有心理压力,徐明全坚决否认。“父亲身体健壮,80岁了挲草、育苗、做沟、田埂样样自己来,绝不假手他人。家里面也没有经济问题,兄弟和睦相处,目前也没有债务,绝对不是财务问题。”
“航空城这十年,土地中介三天两头来游说,父亲不卖就是不卖。”徐明全说,虽然父亲嘴巴不说,但全家人都知他心里煎熬。“毕竟是祖传的田地,他有传承的使命感,在他手上失去土地,再多钱也换不来。他的身教下,我们家兄弟各有发展,但家里从未讨论过卖地一事。”
即便家人都感到不舍与错愕,但徐明全认为家人并未苛责父亲,“老人家选择的,也许是他选择告别他人生舞台的方式,”让他们更感受到父亲强烈的农民性格。
台权会:居住权属基本人权,强征伤害老农情感与人格
“居住权是国际人权公约保障的基本人权,确保安全、有尊严的生活不受侵扰。土地征收对人权的侵害,从生活受到打扰就已经开始,”台湾人权促进会的居住权专员余宜家,开宗明义申明“居住权”的定义。
面对又一老农因航空城征收而自杀,她严肃地表示,“居住权有空间性,对农夫而言更是如此。老农毕生投入心力在祖传土地上耕耘,与这块土地连结的情感跟家族的象征意义,不是能够用补偿金的金额多寡,所能衡量或取代的。”从居住权角度而言,对老农强征农地时,对老农尊严与安稳生活已造成伤害。
癌末仍坚持抗争,航空城反迫迁联盟发起人蔡美龄:“政府怎能这样对人民?”
“实在不知该怎么说?”投入抗争八年,航空城反迫迁联盟发起人蔡美龄听到又有老农自杀,让她想起2013年自杀的老农吕阿云,一时语塞。
“希望媒体不要只是消费老农的死,能够看到区段征收问题所在。”她告诫来访的记者,却也透露自己身为干部,心里存着内疚,“很长一段时间忙于抗争,却忘了被征收户除了捍卫家园,更需要的是心理的陪伴。”
对蔡美龄来说,从宣布开发案的那一刻起,被征收户就被打入灰暗的生活当中,被迫面对充满未知的生活,同意户必须接受政府人员与地产中介的骚扰,反对户更必须承担一连串抗争过程的煎熬,承受外界有色眼光,贴上“贪婪、贪得无厌”的标签,“内心承受的煎熬,远非外人所能理解。”
“在台权会协助下,2014年我才第一次走入营建署审查会议,我才知道我们可以说不,可以不用自怨自艾,那一刻开始我知道必须站出来,事情才有转机。”在人权与社运团体的协助下,经过多年抗争,蔡美龄的家已经成功被剔除在征收范围外,但是她仍旧继续参与整场反迫迁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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