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农村人口流动的代价

　　近年来,有关农村人口流动的反思性研究成果逐渐增多,但大多依然聚焦于“农民到底如何市民化”、“农村到底如何脱贫致富”等方面。事实上,农村人口流动研究需要顾及人口流出地的区位环境和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笔者在对甘肃东南部山区某村落的跟踪调查中发现,一些为求得发展而长期保持人口规模化流动的村落,近年来逐渐陷入了“富裕的烦恼”,即经济发展和表面“繁荣”没有带给农民应有的幸福体验,相反,焦虑、不安成为农民挥之不去的常态化情绪。这种“富裕与烦恼并存”的发展悖论,其原因需要从人口流动过程中去探讨。其中,“流动的代价”是一个重要的考察角度。

　　流动使农民付出身体及情感代价

　　在农村人口流动的“代价”议题中,流动的农民自身是主要的代价付出者,在长期流动过程中付出了两方面的代价,即身体性代价和情感性代价。

　　身体性代价与长期从事缺乏安全保障和防护措施的重体力劳动有关,且在第一代流动农民身上表现得极为突出。这一代流动者现在大多已年过半百,往往从事着建筑、运输等领域最苦的工作。历经多年,他们中的大多数依然能清楚地回想起曾经遭受的歧视甚至欺骗,偶尔遭遇的工伤事故,加之弥散于内心的孤独、愤懑和紧张,使其流动务工之路异常艰辛。情感性代价主要是流动农民离家在外,因无法陪护和照顾父母妻儿,与亲人长期分离带来的内心空虚、孤独寂寞、亲情疏远等精神方面的痛苦。在调查中,笔者了解到,村里一位在外务工的妇女,得知母亲病危的消息后未能及时买到车票,等赶回家时母亲已下葬。为此,她遭到兄弟姐妹的冷落,导致其内心极其焦虑。还有一位被调查者,在谈及发生在儿子身上的事时懊悔不已,原因是自己外出务工期间孩子不幸掉入水井,经抢救后虽然生命无忧,但造成了永久性听力受损。可见,这些因未能陪伴照顾而发生的“意外”,对流动者来说是一种沉重的精神打击。

　　流动导致农民家庭功能缺失

　　农民的流动选择是一种基于生存与发展逻辑的理性选择。从家庭的角度看,农民家庭因流动而付出的代价有两类,即家庭功能缺失性代价和家庭风险多发性代价。

　　家庭功能缺失性代价,主要是指因核心成员流动使家庭功能弱化或缺失所造成的代价。这方面以代际支持急剧减弱形成的“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问题最为集中。笔者在调查中发现,很多留守老人除了自食其力解决衣食住行之需外,还担负着看护孙辈的责任,在体力和精神上承受着双重压力。此外,一些儿童因长期缺乏亲情关爱,与父母产生隔膜,对其健康成长造成一定影响。家庭风险多发性代价,主要是指因家庭成员流动致非常态事件增多所造成的代价。除因疏于管教造成儿童恶劣的品行习惯,增大了其越轨犯罪风险外,另一个比较集中的风险点在于婚姻家庭的解体。在人口持续流动过程中,夫妻间因聚少离多感情淡化,婚姻危机愈发严重。

　　流动导致村庄缺乏发展动力

　　流动人口自身及其家庭付出的代价其实也是村庄付出代价的一部分。但从村庄角度看,人口流动导致村庄人际关系破坏和发展动力缺乏才是其付出的真正代价。

　　所谓村庄人际关系破坏性代价,主要是指村庄内的初级社会关系遭到很大冲击,原有的社会关系正经历着调整变化。人口流动使村庄内人际关系半熟人化、陌生化,这种关系变化给人际交往带来了很多不确定性。人们对曾经稳定的、情感色彩浓厚的邻里关系和亲属亲情不再确信,相反,取而代之的是越来越倾向于斤斤计较式的工具性交往。人际关系的物质实利化、对等工具化,在一定程度上正是村庄内熟人社会关系解体的折射,随着以守望相助、体恤关爱为基本表征的邻里乡情逐渐衰退,村庄社会心理也开始变形,冷漠、妒忌等心态逐渐萌发,村庄共同参与和应对问题的能力已无所依托。所谓村庄发展动力丧失性代价,主要是指村内青壮年人口外流(包括村庄精英)导致村庄“空心化”加剧,出现发展动力丧失的危险。笔者在调查中了解到,就“留守”村民们的实际情况看,他们目前最关注的是家庭生计,不太关注家庭外的事务,更谈不上对当地经济、社会、环境等公共事务的参与。因此,在这样的村庄内,基于村民参与行动的“乡村治理”难以维系。

　　考察农村人口流动的代价付出,无疑能够加深我们对乡村社会走向现代化所面临困境的基本认识。以笔者实地调查的亲眼所见及经验判断,欠发达地区农村人口流动的趋势是刚性的、不可逆转的。当越来越多的青壮年农民离开村庄,他们在拉开与土地之间的距离之时,也就选择了一条挑战与机遇并存的“非农化”之路。农村人口流动付出代价的现象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当代中国城乡关系演化与发展的真实写照。从城乡发展差距及潜在的各类资源分布不平衡现实来看,农村人口流动看似自由随意的“理性选择”表象背后,其实含有“不得不”而为之的结构性制约。因此,反思人口流动的“代价”,在当前的相关研究中实为紧迫而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