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河南自建山寨“市政府”的她，出狱了

一名农妇为维权自建“市政府”，任命了几个“人民代表”，做了“公章”，还公开面向社会招聘“公务员”，有数名大学生寄来了简历...

甚至现在，她已刑满释放，偶尔还会有村民来找她帮忙维权，他们仍相信“张海新中央有人”、“印章是有用的”，觉得她入狱是冤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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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海新在她的“办公室”写材料。新京报记者 唐爱琳 摄

48岁的农妇张海新的出租屋，位于河南省邓州市一条胡同里。

这是一间约40平米的门面房，布满油渍的热水壶、电饭煲胡乱摆放在一台弃用的冰柜上；剥落的墙面呈现出水渍般的灰黄色；墙上挂着一幅因老旧而发黄的河南省地图。

这里是张海新一家五口的居所，也是她的糖干果批发生意门店。

同样是在这里，3年前，因土地纠纷上访数年的张海新宣布成立“邓州市人民政府”，下面暂设三个乡镇“政府”，并分别刻制“公章”，撰写、下发盖有“邓州市人民政府印”的文件、公函、任命通知书等20余份。

“政府”服务的对象，都是和张海新一样因土地问题上访的农民。

“山寨人民政府”不但存在了数月，还公开面向社会招聘“公务员”，有数名大学生寄来了简历。

因给开发商下发“停工公函”而被后者识破，2013年11月，张海新等人被邓州市公安局刑拘，后因伪造国家机关公文罪，张海新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

2015年11月28日，张海新出狱。

在重获自由的大半年时间里，她继续就失地农民的土地纠纷问题写材料上访；她承认被指控的所有事实，但不认罪。张海新认为，伪造公文是出于保护农民耕地不被侵占的无奈之举。

这个皮肤偏黑、矮胖的农妇，时常激动，声音不自觉提高；经常把“代表”“人民”等词挂在嘴边；说到“贪官”“腐败”时，会骂出脏话，或气得说不下去。

在辩护律师高承才看来，张海新坚信法律，“却只懂法律的某一部分”。

这是农妇张海新自我认可的武器，也是她的悲剧之源。

世界，变了

服刑两年之后，张海新的世界已经变了。

在服刑的日子里，大儿子吴洋承担起照顾10岁弟弟的任务，也因此和相恋2年的女友不欢而散；原本在读大一的女儿吴楠，则迫于经济压力辍学回家，“家里人跟失了魂似的”。

“啥都没有了”，张海新觉得把家人坑苦了。小学四年级就辍学的张海新，一直盼望子女们能够读大学。

▲张海新出租房内物品摆放凌乱，这也是她的“办公室”所在地。新京报记者 唐爱琳 摄

被判刑，也减少了她在村民中的威信：很多村民开始跟张海新保持距离，怀疑她中央是否真的有人。他们觉得，她只会写材料往上寄，一点事都没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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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个月前，有村民找她反映问题，她召集了出狱以来的第一次“蒋庄集体经济组织”会议，仅20余人出席——这是到场人数最少的一次；她先前任命的五个代表，只有两人到场。

“蒋庄集体经济组织”，是张海新入狱前成立的、以土地确权为目的的“组织”。

张海新的忠实追随者、同案入狱的马香兰向张海新抱怨，“一点威信都没了”。

张海新并不觉得失落，认为这是“农民法律意识淡薄”。

与张海新有过债务纠纷的原村支书吴振德提起张海新，很不屑，“她不是自己建了个政府吗？都判刑了，谁还相信她？”

吴振德认为张海新“神经有问题”。

现在，偶尔还有蒋庄六组的村民来找张海新帮忙维权，他们仍相信“张海新中央有人”、“印章是有用的”，觉得她入狱是冤枉的。

他们多是一些上访多年或者不熟悉上访流程的农民。

张海新刑满释放后，有村民向她抱怨：“你不在，都没人管维权，其他人说不会说，写不会写。”

7月27日晚上，邓州蒋庄六组村民陈付芝来到张海新的出租屋内。她家的5亩花生地被征用，与村上交涉无果，请张海新帮助维权。

听完陈付芝的诉说，张海新语气坚定地：“我已经上报中央。”

事实上，张海新只是把陈付芝的信访材料寄到了北京。

陈付芝听完说，“那我们再等等。”

代表

在伪造国家机关公文这件事情之前，张海新只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

她出生在邓州市蒋庄村，是7个子女中的老四，家里穷得只有几张床，一年到头都没吃过细粮。

因为交不起学杂费，张海新在小学四年级辍学。

1987年，张海新和丈夫吴振田结婚，他们先后开过小磨油作坊、饭店。1996年，丈夫南下广东打工，近20年来，都很少回家。

在村民和女儿看来，张海新好强、泼辣。丈夫南下后，张海新一个人在村边开了一家饭店，经营胡辣汤、油条、包子、家常菜等。饭店在249省道边，她一个人进货、下厨、接待来自各地的司机。

当时的村委会去吃饭，经常赊账。

张海新找村支书吴振德讨债，讨不来。于是，在村里修路修到她家门口时，她拦着工人不许动工，要求“先还饭钱再修路”。

这件事情，让村民觉得张海新“不畏权势”。

▲张海新经常看书学习。新京报记者唐爱琳 摄

2007年9月，为了督促在邓州城区读书的女儿学习，张海新关掉饭店，举家搬到邓州市，在一个胡同中找到一间出租屋，开始摆摊卖糖干果。

村里的一场土地纠纷，改变了张海新的命运。

张海新所在的蒋庄村六组有8亩土地，原来是养猪场，村里在2009年分给五组一吴姓村民建厂房以偿还村委会的外债。

六组村民认为这8亩地是本组集体土地，只是借给村里养猪，而村委会则坚称是村集体土地，现在给吴家建厂房没问题。双方争执不下。

六组村民希望找一个带他们告状的人，他们很快想到了“有能力”、且在城里住的本组村民张海新。

2009年春天的一个下午，蒋庄村6组的村民来到县城找张海新求助。

那个下午，张海新同意当代表和村委会“死磕到底”。送走村民，她转身去新华书店买了本《信访条例》开始自学。

从2009年4月开始，她带领6组村民们先后到邓州、郑州以及北京等地上访。

村民陈付芝说，每次去北京上访，车票钱、食宿费用都是张海新出。为此，张海新家债台高筑，入狱前已欠债20多万元。

上访之后，8亩养猪场土地始终没有动工，张海新在六组村民中树立了威信。村民觉得张海新很厉害——能言善辩、泼辣、嗓门大，能在北京找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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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

此后，不光是养猪场的事儿，有其他土地纠纷的村民也来找她，甚至还有些家长里短的琐事。

张海新来者不拒，她逐渐不再做家务、卖糖干果；那些年，邓州胡同中的那间出租屋门庭若市，最多时，一天要接待十几个人，“一天都没停过”。

蒋庄距离邓州约20公里，全村4000余人，男人多半出去打工，妇女留在村里，承担着种地、照顾老小等劳动。她们多半没上过几年学，遇到土地纠纷，她们大都不知如何处理，不少人连上访的地方都不知在哪。

2011年9月，张海新在蒋庄村有争议的那8亩地上，召开了村民小组会议，提议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蒋集体经济组织”。

这是一个以土地确权为目的的“组织”，因上访程序只允许5个人做代表，“组织”设立5名代表。村民选她为“组长”，在“组织”内，实行一票否决制，开会一事一议。

张海新回忆，当年，这个”组织“很壮大，成员大约有50-60人，多数为六组妇女，年龄大都在40-70岁之间。

按照张海新的说法，她意图通过该组织绕过蒋庄村委会，好进行土地确权。

土地确权需要乡、县、市级等各部门盖章审批。他们多年信访，都没能盖上章。

2011年10月的一天，从北京上访回来的张海新带回一个印章，上面刻着“中华人民共和国蒋集体经济组织专用章”。

那是一个直径如水杯底大小的圆章，红柄金字。张海新和村民说，“这是中央给的，备过案了，有了这个章，我们就能把土地确权到户。”

村民对这个金灿灿的印章充满敬畏。

张海新也对印章倍加珍惜：怕包里沉重的材料会压坏印章，张海新从不把印章放进包里；即便包了几层纸，坐车的时候，张海新也将印章拿在手里。“要是掉了一个字咋办。”

“千万不要做违法的事”，看到张海新拿出印章时，66岁的维权伙伴刘金兰对张海新说。

张海新向她保证：“我知道”。

▲出狱后，好友刘金兰对张海新说，“以后千万不要再做违法的事。”新京报记者唐爱琳 摄

时隔4年，张海新说，那个印章是在北京地摊刻制的，“备案”是指她将信访材料交到了中纪委信访办。“蒋”是“蒋庄”的缩写。

在张海新的指导下，2012年下半年到2013年夏天，“集体经济组织”的模式还复制到了另外两个乡镇，马香兰和王良双分别被“任命”为汲滩镇和高集乡的“人民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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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张海新“中央有人”的消息在村子里不胫而走，甚至传言她能与联合国搭上线。

张海新曾召集六组村民开会。会议记录显示，2013年6月20日，他们在“养猪场东北角”开会，发言内容写道：把村里土地确权案发到了《联合国早报》，揭露腐败分子犯罪事实。

事实上，《联合国早报》为《联合早报》，她只是在《联合早报》网站举报栏里添了一些材料。

“《联合早报》与联合国当然有关系，不然怎么敢叫‘联合’呢？”

印章

一发不可收拾，从街头小广告摊位处，张海新陆续刻制了包括“邓州市人民政府印”在内的乡镇、市级印章十几枚。

2013年，张海新在她的出租屋里宣布成立“邓州市人民政府”。

“组织”很快给在养猪场上建房的吴家下达了停建通知——责令其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听候处理。

“组织”还给村里其他违规建房的村民下了停建通知。很多村民找张海新说情，甚至有人提着水果登门拜访。

在几个月的“办公”期间，她共受理了文渠乡、高集乡和汲滩镇共274户农民的承包证申请资料。

“政府相信章子，我也相信章子。”在张海新的意识里，“章子是一个单位的标记，意味着法律责任和规范。”

张海新对于印章重要作用的认识，可以回溯到2005年为女儿上户口时。

她的女儿是超生的孩子，没有派出所的印章就无法上户口，那是张海新第一次意识到公章的重要性：“管用”。

几年后，当张海新将填写完整的土地确权申请表拿到农业部信访办，再次被提醒：不盖乡、镇、市政府的印章则不受理。

张海新对于印章执着，在那本《河南省公务员录用考试专用教材公共基础知识》书中也有体现，她只做了关于“公章公文”的课后练习题。

在“公文公章”一节中，一道选择题为：

公文上可证实作者合法性、真实性以及公文效力的标识有：

A文头 B签发人 C印章 D签署

张海新以前做过这道题，记者再次询问时，她选择了签发人和印章。得知正确答案是印章和签署后，张海新问什么是“签署”，“我们只盖章，不签名”。

▲张海新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蒋集体经济组织专用章”。新京报记者唐爱琳 摄

2013年11月，她任命的“汲滩镇人民代表”马香兰给一个项目的开发商下发“停工公函”，被后者识破并报案。马香兰被抓。

三天后，张海新在出租屋召开了一场紧急会议，商讨营救马香兰的方案。执法人员赶到，带走了张海新和她任命的高集乡的“负责人”王良双，警方查缴了十几枚印章以及各种文件，装满了一辆面包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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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刑

庭审时，张海新承认所有事实，但不认罪。她认为，伪造公文是为了保护农民耕地不被侵占的无奈之举。“为人民服务，我有啥罪？”

在辩护律师高承才看来，张海新坚信法律，“却只懂法律的某一部分”。她扛着学到的“民主自主”“为人民服务”“权力来自人民”等旗帜，为自己“辩护”。

刘金兰也坐在下面，看到张海新戴着手铐，忍不住落泪：“大家都相信她、指望她，谁能想到她进去了。”刘金兰知道张海新平时看法律书籍，没想到她犯这样的“低级错误”。

因伪造公文罪，张海新被判2年，马香兰和王良双分别获刑10个月和8个月。

王良双回忆，庭审休息时，张海新曾感慨：要是不发停建通知，也许不会招惹这些是非。

监狱生活，成为张海新人生短暂的休止符，甚至成为她现在怀念的生活。

“要是早点来坐两年监狱多好。”对于张海新而言，监狱像是一所好的大学。那里的警官素质很高。他们兢兢业业，冬天下雪时拿防滑草甸子铺在路上，夏天浑身是汗还坚守执勤岗位；每有冲突时，警官都会耐心疏导。

在狱中，警官用网上的称呼打趣她“英雄”；监区区长给张海新过了一个生日，她见到了至今为止最大的蛋糕。400多名学员被召集到会议室，蛋糕上面写着“生日快乐”。

监区区长问张海新：今天你生日，快乐不快乐？

这让张海新非常感动，她愣了一下：快乐。

事后，张海新写了两篇文章怀念这个生日：《有意义的生日》《难忘的生日》。

七一建党节当天，监狱组织学员们看了一天央视新闻。张海新有些激动，她看到共产党“一心一意为人民”。

她把自己与新闻中的人物做了对比，曾经交过入党申请书的张海新开始有点失去信心，“出去没资格入党了。”

在监狱中，她还琢磨明白，不应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蒋集体经济组织专用章”的印章上，将蒋庄缩写为“蒋”，因为是“老蒋的蒋，加个‘庄’字比较好”。

▲张海新以“集体经济组织”名义发给蒋庄村民吴家敏的公函。图片来自网络

“疯狂的地步”

最近几天，女儿吴楠用绝食的方式向张海新表达抗议。吴楠曾经憧憬，母亲出狱后不再维权，一家人“好好过日子”。

为了维权，这个家庭已经欠债20余万元。他们拖欠了5年房租；因为复印材料，欠了复印店几万块钱。

但在张海新的设想里，“蒋庄集体经济组织”，将会一直存在下去。

一个月前，张海新向中央六部委寄出了申诉材料，要求把“中华人民共和国蒋集体经济组织专用章”、“文渠乡人民政府印”等5个印章“退还给人民”。她坚信，这些印章都是“真的、有用”。

不过这一次，她没有申请要回“邓州市人民政府印”，她打算只做乡镇一级的。

同时，她正在琢磨找一个“继任者”，她希望“继任者”是个男性，要有号召力，要会说会写、办事快、品性好，要经得住考验，最重要的是，这个人要“听我的，我领导他。”

让张海新充满信心还有一件事，出狱后，她拿到了那8亩养猪场土地的政府批复。这份文件名为《邓州市人民政府土地权属处理决定书》。

决定内容：争议土地（养猪场）的所有权归蒋庄六组村民集体所有。印章为“邓州市人民政府”。

这是张海新带领村民最初为之争取的批复，也是将张海新卷入纷争的原因。

“要是早点拿到，我也不至于坐牢。”她拿着这份文件，一路哭着回家。

但张海新说，村委会一直未执行该决定。她决定维权到底。

吴楠时不时会和母亲爆发激烈的争吵。“别告了，再告我给你把材料烧了。”她觉得母亲已经到了“疯狂的地步”。

她和哥哥每天在家里轮流看着母亲，以免“再出乱子”。

争吵之余，吴楠会怀念逝去的2009年：母亲拉着架子车，在租住的胡同口摆摊卖糖干果。放学回家后，能吃到母亲准备的饭菜，生活“有奔头，有干劲”。

从张海新的出租屋出来，走过一条狭长的胡同，来到大路上，十字路口对角线的位置就是邓州市人民政府。它距离张海新的出租屋仅200米。

7月29日，张海新将记者送到路边，她指着政府大楼说：“那个，就是邓州市人民政府”。

新京报记者 唐爱琳 编辑 苏晓明 校对 郭利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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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部分首发自新京报公众号“剥洋葱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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