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国家的科研水平，正在整体上迅速地接近国际的领先水平，在某些领域如农业基因组学研究，已经处于国际前列。”中国农业部副部长、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李家洋会后接受羊城晚报记者专访时表示。国际范围内，转基因食品从1996年投入市场至今，没有发生过一起因转基因造成的食品安全问题，中国也对转基因实行非常严格的审查制度，并正在“稳步推进转基因商业化种植”。民众对转基因存在担心可以理解，政府需要加强宣传和科普，同时建立转基因作物可追溯制度，保障民众的知情权和选择权。
A 7种转基因农作物有“合法身份”
“截至目前，我国批准了转基因生产应用安全证书的作物有棉花、水稻、玉米等7个品种。”中国农业部副部长李家洋向羊城晚报记者介绍称，事实上，转基因食品早已渗入我们的生活，最典型的直接食用农产品便是木瓜。
长期以来，在南方水果摊档上常见的番木瓜，并没有因其“转基因”的身份在“挺转反转”的争议中引起太多关注，公开资料也无法确切查询国内种植的木瓜中转基因的占比。
不过羊城晚报记者在农业部相关网站上查询发现，目前已知唯一拥有安全证书的转基因番木瓜品种，是华南农业大学通过转基因技术选育出的番木瓜“华农1号”，其于2010年获得在华南地区生产应用的安全证书，该证书已于2015年8月31日到期。
记者同时发现，农业部目前可公开查询的历年的转基因安全证书批准清单中，证书仍在有效期内的作物只有转基因抗虫棉；2014年底，两种抗虫水稻和转基因玉米在此前的安全证书过期后，再次获得了5年有效期的续签。
根据相关规定，取得安全证书并不意味着可以推广种植。转基因作物还需要经过品种审定、获得种子生产许可证和经营许可证等步骤，方可走向市场。2009年，农业部批准了两个抗虫转基因水稻品系的安全证书，但迄今均未能进入品种审定，商业化推广至今仍无定数。
目前，除了已经大规模商业化种植的转基因抗虫棉和转基因番木瓜，我国在涉及粮食作物方面的转基因审批商业化还没有进一步的突破。
李家洋称，“目前国际上对于主粮的准入都非常谨慎。中国将按照‘非食用—间接食用—食用’的步骤，稳步推进放开转基因商业化种植。”他指出，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现有的管理条例将会进行相应的修订调整，但要强调的是，每个新的品种依然要经过相关的严格评审，“未来将在有规则的前提下，大家按照转基因的管理方法去审批，然后投入到生产上去。”
B “‘谈转色变’折射政府公信力问题”
如果随处可见的木瓜、大豆油都是转基因的，那我们吃东西还安全吗？转基因技术到底“转”了什么？会不会对人体造成积累伤害？
“转基因是指，出于增产、抗虫害等需要，把挑选的相关基因放进目标品种中，从而表达出来更优良的性状。”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所长杨维才告诉羊城晚报记者，以番木瓜为例，因其容易染上“番木瓜环斑病毒”，如果不是转基因品种，很难防治这种病毒。
记者了解到，转基因表达的目标物质主要是蛋白质，也就是说，转入的新基因体现在作物的蛋白质上。也就是说，只要这种蛋白质不是致敏物和毒素，它就和一般食物中的蛋白质一样，可以被人体消化、吸收。
“吃转基因食品，10年没问题，20年有没有问题？子孙后代有没有问题？这些问题是不了解科学的外行话。”李家洋笑称，食物进入消化道就被消化掉了，吃转基因食品不会改变人类基因，更不能够让基因遗传到下一代。“提出这个问题的人是把转基因和转人类混淆了，转人类是很难的，需要研究专门的方法技术。如果吃就能转变人类的基因的话，那我们吃了多少猪肉牛肉？”
在采访中，多位农业专家向记者强调，当前，“没有明显的证据”证明转基因食品对人体的危害比非转基因食品更大。
今年8月，农业部在公开答复政协十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第4506提案中亦明确表示：国际上关于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是有权威结论的，批准上市的转基因食品与传统食品同样安全。
李家洋认为，部分民众“谈转色变”，除了科学素养之外，也折射出政府公信力的问题。他举例称，就跟吃药一样，实际上很少病人真的清楚了解是什么药，但医生说这是安全有效的，大家就相信了他们的专业。“美国的转基因产业化做得非常好，和民众信任食品安全监管部门也有关系。”
杨维才则进一步指出，国内此前频频曝光的食品安全问题，导致了民众对政府的信任不足，公众目前对转基因的担忧，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食品安全引起的恐慌。因此，从这个层面来看，转基因的讨论并不是一个科学问题，是社会管理问题。
C “建立严格可追溯制度”
在记者采访过程中，多位专家均提及，信任源于透明，要保障民众对转基因食品的知情权和选择权，要处理好转基因食品的标识和跟踪监管问题。
事实上，为回应消费者对于转基因产品安全性的关切，全国人大常委会近日表决通过的种子法修订草案中，就明确提出了对转基因品种要加强跟踪监管和及时公告有关信息的要求。
根据新修订的种子法草案，将坚决打击未经批准转基因种子进行生产经营的违法行为，对批准的作物种子将加强经营审批，并建立可追溯制度，依法依规管理。
李家洋称，意向性的法规制度还需要强有力的职能部门和基层人员贯彻落实，用具体的监管行为将监督落实到位，“要落实你种的东西、品种，是哪个基因改造的，是在哪个环境下去种的，是不是符合生产标准？如果没有严格品种审定、登记等追溯制度，转基因可能就变成一种纯商业行为，投入消费市场后将难以管控和追责。”
亦有相关人士建议，在具体的监管行为上，可以建立转基因品种培植情况定期报告制度、培植处置公开制度等，“信息公开才能纾解公众焦虑。”
不过，在规定转基因产品信息必须公开的法律方面，种子法修订草案并不是第一部。
2009年出台的《食品标识管理规定》第16条规定，属于转基因食品或者含法定转基因原料的，应当标明；2001年出台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规定，农业转基因生物标识应当载明产品中含有转基因成分的主要原料名称；今年10月1日正式实施的《食品安全法》第69条也规定，生产经营转基因食品应当按照规定显著标示。
“转基因标识并不是说它不安全，而是给老百姓知情权和选择权。”据农业部科教司处长何艺兵日前透露，农业部正在研究转基因标识制度是否需要修改的问题。据悉，不同于其他国家均采取定量标识，给转基因成分设定一个阈值，中国对转基因采取的是强制定性标识，可以说是最严格的。
根据我国2002年公布的第一批实施标识管理的农业转基因生物目录，除了转基因木瓜不在其中，必须标识的包括大豆种子、玉米种子、棉花种子、番茄种子、鲜番茄、番茄酱等，总共5大类17种。
记者走访发现，《食品安全法》实施月余，以市场上售卖的大豆油为例，有些仅在配料表中小字注明“加工原料为转基因大豆”，难见规定要求的“显著标志”；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市场上不少食用油打出“非转基因”的明显标识作为卖点。此外，餐桌上较为常见的油菜、番茄、玉米及其制品几乎不见转基因标识。
有食品监管部门人士告诉记者，《食品安全法》刚修订出台，市场监管还有一个过渡阶段，具体到对转基因食品应该如何标示、怎样标示、字体大小如何印制，还有待实施细则的规范。亦有批评声音认为，如果消费者不能知道转基因食品究竟“转了什么”、“转了多少”等问题，标示“是否为转基因”的做法，这样的知情权对食品安全没有具体意义。
D 粮食安全形势呼唤转基因应用
尽管争议不断，但单就转基因研究而言，国家并未停止支持。2008年，国务院批准设立了“转基因生物品种培育科技重大专项”，这是国家中长期重大科技项目，计划共投入两百多亿元人民币。
据了解，目前国内95%的转基因抗虫棉市场是自主研发的技术。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王海洋告诉记者，在转基因研究的某些领域，如抗虫棉方面，我们已经是国际一流的技术水平。
在进口方面，我国批准进口转基因作物有大豆、玉米和油菜，这些作物仅限于加工原料，也必须同时获得我国的安全证书。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所长杨维才称，中国现在每年进口的大豆在6000万吨到7000万吨，国内生产的大豆只有1500万吨，“现在的大豆油大部分都是用的国外转基因大豆。”
杨维才呼吁，中国再不放开转基因，玉米也将像大豆一样面临被国外垄断的情况，“这个情况已经很明显了。现在国内农产品价格上涨，国外的农产品就占了成本优势。”他认为，从养活中国十几亿人口、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目的出发，生物技术带来了一些积极效应，转基因就是其中降低成本的最直接的手段。
从国际上看，转基因农作物从1996年开始大规模推广，被主要应用的两类基因是抗虫基因和抗除草剂基因，主要的四大作物是大豆、玉米、棉花和油菜。目前美国的转基因研发、种植和消费均居于全球第一。种植面积方面，中国由此前的第4位变为第6位。
资料显示，2014年，中国粮食总产量超6亿吨，但消费量已达6.4亿吨，中国粮食产量增速不及粮食需求增速，粮食安全形势依旧严峻。
“生产的需求已经呼唤开放转基因应用了。”王海洋告诉记者，监管措施应该与时俱进，根据实际需求制定新的政策。不过，他对此持乐观态度，“国家对转基因的政策是明确的，在转基因应用上将遵循‘非食用—间接食用—食用’的推进线路。逐步来，我觉得部分地区或者部分品种也可以先行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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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1-10 13:3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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