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与地方创生13／地方创生与农村再生有何不同？创造更整体的移居支持系统

文╱陈玠廷（财团法人农业科技研究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这阵子以来，我最常被问到的一个问题是：究竟行政院推出的“地方创生”与农委会近年推动的“农村再生”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在回答这个问题以前，我通常会先拿日本相关政策发展的经验作为说明的起点。

日本地方创生政策，是垫基于之前的政策工具

虽然对整个日本社会来说，2015年是他们的地方创生元年，可是对目前我们所讨论的许多政策工具来说，并不是从2015年开始才出现的。比方说：故乡纳税制度是2008年所规划的；地域振兴协力队是从2009年就开始施行了；而对台湾民众最为熟悉的六级产业化政策，则是源自2010年所制定的专法。

不知道举上述的例子，会不会让才读完第一段的你有一种：喔，所以是换汤不换药的意思吗？当然不是，举日本的案例有两个层次的涵意。首先，从总别的角度来谈的话，地方创生有其整体施政的宣示、架构的上位格局，在这个国家级政策的框架下，各部会针对如何达到地方创生的愿景提出能够解决问题的政策工具。

再者，对日本大多数的政策规划来说，通常每五年会有一次滚动检讨、修正的过程，这也就是说即使看起来名称相同的政策工具，从一开始制定到地方创生提出，通常会因应政策的需求而有所调整。

日本设置“地方创生推进交付金”，每年提拨1000亿日圆预算，鼓励各自治体展开增加工作机会、扭转人口流动、聚落活化等新事业，加上各省既有的相关事业，光2016年度，地方创生总预算就高达一兆八千多亿日圆。

日本设定KPI一年只要五对夫妻移居，觉得匪夷所思吗？

也因为地方创生是一个具有整体观格局的政策大伞，我们才可以进一步理解在日本的一些地方创生总合战略中，有些KPI的制定看起来会那么令台湾人咋舌，比方说：增加五对夫妻的移居。从数字上来说，五对夫妻很少，或许从资源的投入来说也给人不符比例的感觉。但只要仔细去探究一下当中呈现的价值和意义，就会有不一样的体会。

首先，让我们设身处地想一下如果你是其中一对想要移居到农村的夫妻，你所考量的影响因子有哪些呢？是不是就是前文提到的教育资源、医疗资源、就业选择…等等，所以当提出要吸引外地的夫妻产生移居的诱因时，该地方政府实际上所要准备的前置作业，其实是比第一眼看到KPI时所反射的感受还要多的，不是吗？

此外，当有外地的夫妻愿意移居到某个农村后，这件事所会带来的价值或效益有哪些呢？他们有可能会在这个地方生育后代，提升这个地方的人口；他们的日常所需，会创造这个地方的经济流动；更重要的是，他们会为这个地方创造新的“关系人口”（注），他们居住在外地的亲朋好友将有机会借着他们移居的缘故，来到这个地方拜访、旅游、消费…甚至移居。

所以，当某个地方政府提出五对夫妻移居的KPI时？我们还会认为匪夷所思吗？

注：“关系人口”是指，这类人口与在地的连结比观光客深厚，因喜爱某个地方或是对该地具有一定的情感连结，即使现在非住在该地，但曾考虑条件成熟后会愿意移居。

（为能深刻掌握在台湾现实脉络下的乡村发展与地方创生，《上下游》与“财团法人农村发展基金会”合作“乡村发展专题”，以系列文章探讨台湾现况与日本政策动态，阅读全系列文章请点选这里）

日本地方创生专题│地域振兴协力队 & 移居地方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