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一定要记住，我们有3亿与土地没有关系的农民，这是一个可怕的数字。去年最新的数据显示，如今失地农民总数已经达到1.12亿，再加上1994年之后出生的2亿人本来就没有分到过地，因此到2020年合计约有3亿人与土地无关。土地制度再怎么改革，与这3亿人没有太大的利益关系。这3亿人未来靠什么？可能的途径就是社会救助机制，建立公平的社会价值，我们的社会制度都要提前作出很好的考虑。中国的土地制度到今天已经必须进行长远谋划。
如何保护耕地事关中华民族可持续发展
中国耕地要不要保护？怎么保护才能有效？第一个问题的当然是肯定的，因此第二个问题就必须找到好的答案。
如果在十年前提出耕地保护问题还有一些争议的话，今天这个争议已经不存在，社会已经达成了共识。尽管我们当初提出的18亿亩耕地红线如今似乎战果不错，耕地扩大到了20.3亿亩，增加了2亿亩，但我们不能简单地乐观总量的增加，结构的问题值得研究。
2013年国土资源部数据发布时，我也是解读专家之一。我当时就提出结构问题：数据从2009年开始调查，2013年发布。中间数据有较大变化的有黑龙江，一个省增加6400万亩；吉林省增加2240万亩；内蒙古增加2900万亩。仅这三个省就增加了1.16亿亩。要知道，这三个省都是纯粹的北方地区，新增耕地还处于农村等相对落后地区。还有一些新增耕地在25度坡度以上，还有沿江沿河耕地，还有5000万亩因为污染几乎不能耕种。这些耕地的产出率不高，北方的2.14亩地才相当于南方的一亩地。因此，如果“北加南减”的话，很有可能总量20亿亩耕地未必有原来18亿亩的产出量高。
我去年已经写过一篇文章，在蔡教授研究耕地数量和质量的基础上，又引入了空间和时间概念。从时间上，一些土地正面临退化，有的地区的沙化很严重，而且还在扩展，这对我们未来的保护不利。另一方面，从空间上，耕地重心在不断北移，北移带来的直接后果是粮食结构变化，因为不同地区的最适宜种植粮食品类不同。这里都有巨大的危机。1998年，我们耕地的南北分界线在秦岭淮河以西的南部，2013年北移到开封的南部，到2005年进一步北移到洛阳西部，2010年北移到安阳的封丘，去年年底已经北移到了河北的邯郸。而东北靠着三江平原的吉林省却存在农田被撂荒的现象，有地无人耕。
因此，耕地不是说总量已经20亿亩了还要不要保护的问题，而是如何保护的问题。这里面大有学问可做。做得好不好，事关中华民族的可持续发展。
地球是万物之本源，土地是一切生产的源泉。我们今天为止似乎还没有高度认识到这是生存发展之基之本。
土地制度须长远谋划
中国为什么保护不了土地？问题就出在我们长期以来都是重经济、轻社会。城市化是我们今天经济发展的主题，去年最新的数据显示，城市建设用地约合5.25亿亩，城镇化人口去年占到54.7%。
但在城镇化的同时，我们在农村也没有消停，甚至更严重。农村建设用地是城镇化用地的4倍。随着农村建设用地的扩张，每年1300万进城人口中有260万农民不再拥有土地。去年最新的数据显示，如今的失地农民总数已经达到1.12亿，再加上1994年之后出生的2亿人本来就没有分到过地，因此到2020年合计约有3亿农民与土地无关，土地再怎么改革，与这3亿农民没有太大的利益关系。
这3亿人未来靠什么？可能的途径就是社会救助机制，建立公平的社会价值。我们为什么城市越来越大，农村越来越小？就是因为重经济，轻社会。只追求经济发展，而城市显然有利于经济发展。因此城市的土地面积不断扩大。城市扩张还有一个重大动机是土地财政。2010年时，中国土地财政中的土地出让金达到2.7万亿元，当时媒体都纷纷报道说，这太多了。政府也觉得太多了，开始控制。但是大家知道，控制来控制去，经济发展的主线不变，城镇化的大趋势不变，这个数字还在涨。土地出让金去年创出历史新高：4.36万亿元。为什么？因为在城市化过程中，耕地反而是最容易被征用的，因为基本上不涉及拆迁问题。一些地方政府的角色在这中间也有点暧昧，我们的政府既是教练员，又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政府既可以规划，又可以审批。结果导致某些地方，能以每亩几万块钱的价格把地收来，然后以百万的价格出让。
大家一定要记住，我们有3亿与土地没有关系的农民，这是一个可怕的数字。到2025年左右，我们不仅有3.5亿的农民工，还有3亿老人的问题，老人问题还涉及农村老人问题。到2020年中国农村的老龄化率将达到20%，我们不用等到2025年就有3亿老人。
如此一来，养老问题怎么解决，农民工的问题怎么解决，我们的社会制度对此都要提前作出很好的考虑。
中国的土地制度到今天已经必须进行长远谋划。去年，中央委托中国科学院做中国土地制度改革的总体设计方案。包括五项制度的改革，今年有三项已经推进。主要包括耕地制度，集体土地入市制度，还有农村集体土地有没有产权等问题，准备赋予农民更多的财产权利，因为没有资产哪来的财产收益？另外，农村草缺、地缺的问题也有涉及，期待得到好的落实。
最后，土地制度的调整离不开高端智库的研究、调查和政策建议。如今以经济发展为主，地理与自然资源等方面的专业不够重视，而经济学有时候容易短视。因此，作为研究人员，我们要做的工作很多，其中也包括发出更多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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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2-26 00:5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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