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规模生态农业是供给侧改革重要抓手

　　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保持农业稳定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走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农业现代化道路。发展规模生态农业，是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抓手，是对传统规模经营短板的有效补充。生态农业确保“舌尖上的安全”，提供异质化农产品，实现溢价收入，突破双重挤压，需求的针对性更强，供给的有效性更高。适度规模经营是发展现代农业的必由之路。农业规模经营通过绿色品质革命，走生态农业之路，提质增效，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

　　发展生态农业还具备相应的政策环境动力和消费需求动力。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已成为全党全国的重大战略任务，在生态文明理念引领下，不以GDP论英雄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转变发展方式的观念变革和相应行动正深刻影响着工业和农业生产的方方面面。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新的发展理念，全社会对绿色发展更加重视，对“舌尖上的安全”更加关注。伴随居民收入增长，食品质量安全的意识的加强，对优质农产品的购买力提高，使潜在需求转变为有效需求。

　　需求拉动是生态农业发展的主要动力，供给创造需求也是生态农业发展的重要方式。需求拉动传导到供给推进，才能激发生态农业发展的内生动力。按照市场供给规律，在供给推进方面，需主动实施品牌和营销战略。生态农业的价值在于生态品牌，生态农业发展要特别注重生态认证、品牌创造、市场营销三位一体。政府做好政策和制度供给，减少生态农业发展的交易成本，改革补贴办法，对“三品一标”的达标基地给予相应奖励，形成良好的正向激励机制。

　　生态农业发展本身就是一个系统工程。生态农业依托生态学和环境保护的科学方法和理念，既注重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技术的应用，注重农业投入品供给管理，更需系列结构性制度供给跟进。生态农业发展需以多元化、专业化、规模化、产业化、市场化为基础，需要资本注入，更需要集中的产品营销，资本下乡与生态经营方式的有效结合才能实现生态农业的长足发展。生态农业需要借用社会资本的力量，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也需要政府在土地改革等方面大刀阔斧，以完备的土地确权促进土地顺畅流转，实现从碎片化向规模化、同质性向异质性转变。同时统筹规划城市发展区域、农业发展区域和生态红线区域，对环境污染行为实行零容忍，铁腕严律治理污染。

　　从深层结构改革看，生态农业存在多维链式关系。首先是生态农业递进结构化目标体系：一是从生态农业到生态文明的梯级递进目标；二是从无公害农业到有机农业的梯级递进目标；三是从种植业到种养加一体的梯级递进目标；四是从单一生态标准向相对自然的循环生态农业的梯级递进目标。在四重递进目标下，派生出其他功能目标，主要是将全域生态与局域生态相结合，传统农业与现代农业相融合，通过生态农业的发展，牵引农业发展方式的深刻变革。其次，生态农业不是概念炒作，要实现从生产到营销、从田间到餐桌的全程无缝监管，建立政府职能部门监管、认证企业负责、生产主体参与、媒体群众监督的长效管理机制，需要实实在在的结构改革才能完成。第三，生态农业具备高端性特征，这既是由生态农业高端标准决定，更是由有机产品高端需求的市场份额决定的。同时生态农业具有高端牵引作用，即是通过有限规模的生态农业发展，形成梯级价格体系，为一般规模经营拓展发展空间，形成良好的农业经济生态结构。

　　总体来看，生态农业发展仍处于初级阶段，同时面临农业供给侧改革的共性问题。要发挥好生态农业的引领作用和后发优势，一些突出问题需要重点解决。一是要解决生态农业经营主体的再造问题，做好以明晰土地权利为目标的确权工作，让承包户和流入方同时吃下定心丸，以此为基础培育多种形式的规模经营主体，重点解决“无恒产无恒心”的问题，进而提升经营主体发展生态农业的自觉性和自律性。二是要形成生态农业多元主体互促共建机制，在调动经营主体积极性的同时，政府也要发挥相应作用，让多元主体协同发力，建立和完善生态补偿激励机制和监管约束机制，解决生态农业正外部性与生态产品经营中因道德风险产生的负外部性问题，形成公平透明的市场环境，促进生态农业持续健康发展。三是开展土地质量普查，实施农业面源污染综合治理和农业环境修复工程，将污染严重的区域划定为禁止农业生产区，守住农业安全生产的底线。四是从具体的供给层面看，要注重生态农业高端性特点，坚持宁缺勿滥的原则发展生态农业，不能一哄而起，同时要提供从无公害到有机生态产品不同系列级次的供给。以大生态农业观寻求生态农业的包容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