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职业化之路的创新实践

　　这是一项牵动“三农”发展全局的战略工程，这是一项确保现代农业后继有人的基础工程，这是一项事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创新实践，这更是一条提高农民、扶持农民、富裕农民的根本之路，这就是新型职业农民培育。

　　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谁来种地”问题的重要论断，到连续5个中央“1号文件”的战略部署，从农业部、财政部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的应运而生，到全国1600余县的相继实施，新型职业农民队伍发展壮大，呈现可喜局面——提升了一批对农业有感情、有经验的“老农”，吸引了一批有乡愁、想创业的“新农”，引进了一批有学历、能创新的“知农”。

　　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汪洋指出，人才是现代农业发展的关键，要加快培育新型职业农民，不断壮大新农民队伍。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是新形势下我国“三农”工作的“总抓手”。

　　实践证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这条独具中国特色的农民职业化之路，不仅正在改变着亿万农民的命运，也在深刻影响着农业现代化的进程。仅2013年以来，全国共培育新型职业农民260万人，一批高素质的青年农民正在成为种养大户、家庭农场主和农民合作社领办人，一批大学生、返乡农民工和退伍军人加入到新型职业农民队伍中，一批“戴眼镜”的新型职业农民正在涌现，为推动我国农业现代化的早日实现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新型职业农民肩负着前所未有的使命——

　　再过10到20年，一大批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新型职业农民，将是中国现代农业发展的主要依靠力量，中国农业将主要由他们来承担，并由此走向现代化

　　眼下，我国已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期，也是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关键期。农民是农村生产生活的主体，是推动农村社会发展的首要力量，然而农村人才的流失给农业农村发展带来新的挑战。一方面农村务农劳动力呈现兼业化、老龄化、低文化；另一方面现代农业规模化、标准化、集约化生产对劳动力素质提出更高要求，“谁来种地、如何种好地”引发全社会关注。

　　毋庸置疑，解决“谁来种地”问题的核心是要解决人的问题，农业现代化的根本是农民的现代化，“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体面的职业”是农民最实际的期盼。可以说，培育农民、提高农民不仅是国家的战略要求、产业的现实需求，更是农民的真心诉求。

　　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是事关“三农”发展的重大战略性问题。传统农耕社会中，“面朝黄土背朝天”道尽了农事耕作的艰辛，也让“农民”成为卑微的身份符号，“跳农门”成为千百年来农民无奈的选择。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让农民不再是低微身份的象征，而是一种体面而有尊严的职业，坚定他们以农为根、以农为业、以农为生的信心，在希望的田野耕耘现代农业、建设美丽新农村。

　　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是事关农业现代化的方向性问题。农民职业化是农业基本现代化的重要指标，“职业化农民+合作化经营+社会化服务”是我国现代农业发展的基本方向。只有加大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力度，加快构建一支高素质现代农业生产经营者队伍，才能为农业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实的人力基础和保障。

　　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是事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全局性问题。“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点和难点在农民。

　　虽然这几年农民收入持续增长，但城乡收入绝对差距还在扩大，而且农民社会保障水平低，公共服务少。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将其打造为专业大户、家庭农场主、合作社领办人和农业企业骨干，使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使农民成为脱贫致富的带头人。

　　可以说，时代发展呼唤着新型职业农民，新型职业农民也肩负着前所未有的使命。

　　诚如农业部部长韩长赋所言，再过10到20年，一大批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新型职业农民，将是中国现代农业发展的主要依靠力量。中国农业将主要由他们来承担，中国农业将由此走向现代化。

　　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制度框架基本形成——

　　培育与培训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是代表了一种制度上的创新，由单一的技术培训拓展到技能培训和经营管理并重，由单纯的教育培训延伸到认定管理、跟踪服务以及政策扶持

　　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科学的顶层设计和强有力的政策推动，是保证其顺利实施的关键。

　　2012-2016年，中央连发的5个“1号文件”对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作出全面部署。为此，农业部在2012年就开始启动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试点，2014年联合财政部启动实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2016年，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已经覆盖8个整省、30个整市和800个示范县，全国1600多个县开展了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

　　农业部副部长张桃林表示，经过几年的努力，我国已初步形成了政府推动、部门联动、产业带动、农民主动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格局，基本确立了教育培训、规范管理、政策扶持“三位一体”，生产经营型、专业技能型、专业服务型“三类协同”，初级、中级、高级“三级贯通”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制度框架。

　　“培育与培训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是代表了一种制度上的创新，不再是简单地就项目论项目，单纯地完成培训任务，而是更加注重培育的质量，由单一的技术培训拓展到技能培训和经营管理并重，延伸到培训后的认定管理、跟踪服务，还有扶持政策的跟进落实，提高了培育的针对性、规范性和有效性。”农业部科教司司长廖西元如是说。

　　正是为了确保培育质量，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实施以来，资金投入不断增长。中央财政每年投入11亿元，今年扩大到13.9亿元，带动地方每年投入近10亿元，提高了补助标准，提升了培训效能。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在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的过程中，各地积极探索、大胆实践，纷纷将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上升为政府行为，列为农业农村重点工作，创造了不少可推广、可复制的好经验。

　　江苏省委、省政府将“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程度”纳入农业现代化指标体系，提出到2020年全省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程度达到50%，为此省财政每年投入1亿元，各市县也将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纳入目标考核重点内容。如今，这项工作开展得风生水起。

　　陕西省连续3年被农业部确定为整省推进示范省，2013年启动职业农民塑造工程，创新性地将大中专院校的农业学生作为新生力量列为培育对象。“在职业农民培育中，我们探索出了独具特色的‘理论授课、网络教学、基地实训、资格认定、帮扶指导、政策扶持’的模式，建立职业农民数据库，认定了一大批职业农民。”陕西省农业厅副厅长杨效宏向记者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