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还回得去农村吗？

　　农民工还回得去农村吗？一个安徽民工的真实故事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推动1亿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方案》，要求“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农业转移人口举家进城落户”。解决农民工进城落户是当前国家推进新型城镇化战略的重要内容。关于农民工，社会上流行着一种观点，农民工“在城市待不下来，农村又回不去”，若不妥善解决出路，农民工将成为重大社会问题。对农民工去处的判断，决定新型城镇化战略如何落实，以及相关政策如何制定。

　　民工的进城与返乡选择

　　先来看看一个安徽民工的真实故事。2015年12月份，我们组织到上海市调研，期间结识一位外地民工，这位民工36岁，姓汪，是安徽省六安人。汪师傅的一大家人几乎都外出务工，他亲属几代人在城乡流动中的处境和选择很具有代表性。

　　汪师傅本人是1999年高中未毕业时初次到上海务工直到现在，2015年上半年汪师傅务工所在的企业搬迁到江苏省，由于妻子、岳父们等都在上海，汪师傅没有跟随企业离开。离开企业之后，汪师傅利用自己的一辆价值几万元的江淮牌私家车在嘉定区某镇上跑“黑车”，每天能挣到200多元钱。汪师傅的妻子在厂里上班，每天工作12个小时，每个月休息2天，一个月工资约4000元。汪师傅的妻子也是安徽六安人，目前妻子父母一家居住在同一个镇上。

　　汪师傅的岳父母属于第一代农民工。1991年江淮流域发生洪涝灾害，汪师傅岳父母农村房子被冲毁倒塌，岳父带着妻儿到上海打工至今。汪师傅的岳父今年55岁，现在做搬运工作，每个月3000元工资。由于渐感体力不支，汪师傅的岳父准备返回已经离开24年的淮南市寿县老家村庄。在这之前，汪师傅岳父母两个人在上海务工，将三个儿女抚养成人成家。汪师傅的妻子在姐弟三人中排行老大，十多年前与汪师傅结婚。大妻弟1987年出生，2012年在上海务工的地方结婚，弟媳是安徽人；二妻弟1988年生，毕业于安徽理工大学，之前在南京工作，弟媳生完孩子之后，二妻弟一家也到上海父母身边。为了两个儿子结婚成家，汪师傅的岳父母一共花费60多万元。两位老人大半辈子打工积蓄都投入给儿子们，如今为了返乡，准备在老家建房，预计花费10多万元，由两个儿子出资。

　　汪师傅总结农民工在城市的工作特点：“企业招车间流水线工人，一般要求18—35岁，35岁以上的动作跟不上，45岁以上的多数是从事重体力劳动，如装卸工，建筑工地上都是50岁以上的，搞建筑又脏又累，年轻人不愿意干”。在上海呆了二十多年，汪师傅的岳父最近几年一直考虑去处，“是自己跟着孩子留在上海，还是孩子跟着自己”，经过一番踌躇，最终选择返回农村老家，并且已经备好在农村建房的原材料。1991年与汪师傅岳父母同一批到上海打工的同村老乡有10多家，如今已经有5家完成老家建房并返回农村。汪师傅的岳父母及其他10多家都算是第一代农民工，他们通过打工完成下一代供养任务之后，陆陆续续地返回农村。其实不仅第一代农民工面临返乡选择，汪师傅这样三四十年龄段的农民工也在考虑未来出路问题。汪师傅认为自己可能在上海再呆不住几年，因为他儿子即将上初中，面临上学压力。汪师傅计划让妻子带着儿子返回老家，自己再努力辛苦几年挣钱。汪师傅今年从打工积攒中拿出15万元给父亲在农村老家建房子，汪师傅夫妻还在商量是否在六安市区按揭贷款买一套房，准备以后“回市里做点生意”。

　　比汪师傅更年轻的二三十岁农民工也面临着选择。汪师傅的大妻弟今年28岁，大妻弟在厂里上班，一个月4500元，大弟媳与同乡人合伙开服装店，每月有近万元收入。大妻弟夫妻自己的积累加上父母在结婚时给的一笔彩礼费、买房费，可以支付在打工所在地镇上买房首付（当地商品房价格大约1万元一平方）。尽管收入较高，但是大妻弟一直没有下决心在上海买房，理由是：“上海市容不下外地80后，一是房价，二是就业不稳定，如果企业被市场淘汰了，你个人就要破产，没有技术特长的农民工换了企业就要从头做起”。大多数为一线工人的农民工在城市就业市场中替代性很强，这造成他们对城市生活的不稳定预期。

　　我们在调查中还访谈到其他农民工，汪师傅一家的例子并不特殊，这些案例显示农民工清晰而相似的进城轨道。通常是二十多岁的年轻农民工具有强烈的融入城市动力和憧憬，三十四岁的中青年农民工开始将打工积蓄投入在老家农村建房买房并谋划着返乡创业，五六十岁中老年农民工主动退出城市并逐步返乡。社会上流行的农民工“回不去的农村”的观点，是站在少数进城成功者角度看的。成功进城的人已经获得机会更多和条件更好的城市生活，他们当然不可能回到相对衰败的农村。但是对于那些经过奋斗之后却无法进城定居的大部分农民而言，与落入城市贫民窟相比，返回农村却是不坏的选择。社会大众通常只看到农民获得更好生活的进城意愿，忽视农民进城不成功后的返乡选择。2008年金融危机波及我国出工加工产业，带来大约2000万农民工失业，当时并没有造成社会巨大冲击，主要原因是这些失业农民工顺利返回农村。当时有些农民认为很多年没有回家，正好借着企业停产“回家看看”；而留在农村的父母则认为，儿女返乡不过是“多了一双筷子”。可进可退的城乡关系构筑起我国城市化稳健推进的基础。

　　回得去也是一种选择

　　农民工能够回得去农村有多方面原因。从个体的生活预期方面看，尽管城市相对于农村具有更多的经济机会与更好公共服务供给，且变成城市中产阶级固然值得期待，但是进城不成功之后返回农村并非不能接受。调查中发现，不仅建筑行业等一些“脏活累活”主要是外地农民工干，而且同在工厂中是上海本地人加班时间少于外地民工，原因是外地农民工有更强的挣钱意愿。上海农民认为，本地人很多到企业上班能拿到上海最低工资标准的每月2020元即可，本地人上班主要目的是缴纳养老保险金，等着达到年龄领退休金。上海农民观察外地人说：“外地人的工资都是加班加出来的，他们一天工作12个小时，星期天也加班，外地人来打工就是为了赚钱，他们拼命干活，攒钱拿回去老家”。如同前面所举例中的汪师傅及其岳父母一样，农民工进城之初就是将城市定位为务工就业场所，他们主动选择加班加点，从事重体力劳动，目的就是将城市务工收入反馈到农村老家。支撑起农民工在城市拼搏努力的目标主要不是过上城市中产阶级，而是相对于原来生活的改善。建房娶媳、抚养供养下一代才是大部分农民工奋斗的动力之源。站在农民角度，城市并不是非留不可的地方，农村也不是必定不能回去的地方。